依附于孙杰的秦商，也是如此。

　　从一开始，秦商中人，就不是纯粹的商人。

　　大部分都有着士绅背景。

　　这是这个时代的特色，如果没有士绅背景，恐怕，普通商人早就被吃干抹净了。

　　想要让商业更发达，就必须将“官”和“商”剥离开。

　　只有这样，才能发挥出商业更大的作用。

　　还有商税。

　　尽管之前孙杰已经有了详细的规划，但之前有一大档子事儿要做，所以迟迟未能开始改革。

　　沿用的规矩，还是之前的老传统。

　　还有这个时代的赋税，实在是糟糕透顶了。

　　在孙杰领兵出征之前，定下了三十税一的农税标准。

　　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明末，这个标准确实有些低。

　　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，这种赋税想要养活整个天下，确实很难。

　　但孙杰也不是信口胡说，也不是胡乱施政。

　　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，孙杰将目光放在了商税、个人所得税以及海关税等税务上。

　　这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，有着一股坚韧不拔的气质。

　　只要不出现什么大的问题，三十税一这个规矩，会让他们活得很好，一年到头还能有很多结余。

　　再加上孙杰的学堂制度，完全可以让这些百姓的子弟进入学校学习。

　　明朝的商税混乱不堪，早期的时候，朱元璋虽然定下了三十税一的规矩，但商人们真真正正缴纳的赋税，远远不止这么多。

　　想要进城贩卖，就必须缴纳进城税，像什么市税，水关税，税卡税，等等多如牛毛，繁杂不堪。

　　但明初政治环境清明，虽然这些税务很多，但加起来其实并没有多少，普通商人也能承受。

　　然而，进入中期，朝廷财政开始出现问题，这些税务偏向了极端。

　　嘉靖年，朝廷财政缺口日益扩大，各种各样的税务如雨后春笋，不断拔地而起。

　　在这种严苛的税务之下，手工业从事者，以及那些小的商人纷纷被逼死。

　　只剩下那些身家巨厚，有着官方背景的商人。

　　这些商人又怎么可能会将自己手中的钱财交出去呢？于是，他们便抱团取暖。

　　以地方为主，形成一个又一个商帮，以此来对抗朝廷。

　　嘉靖年间的时候，朝廷还能压住这些商帮，勉勉强强还能收上税。

　　嘉靖年间之后，朝廷在商税上彻底失守。

　　万历年间，商税制度彻底崩溃。

　　明末收不上来商税，有商人重财轻义的占比，也有朝廷税务制度混乱的占比。

　　明朝的商税制度，从根子上就有问题。

　　这个问题从朱元璋时代就留下根了，后面积重难返，沉疴重病，很难再改变过来。

　　就算是张居正，在商税上也没什么太大的作为，只能把目光放在土地上。

　　这次的事情，未尝不可作为一个切入点，全面实施新的商税制度。

　　同时，让商业部振作起来，彻底的成为一个实权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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