！
没有再提什么犯意或是非法占有目的，更没有提时浩的行为是不是属于要挟。
完全舍弃了原审公诉机关提出的指控意见，翟明在最后，从实践中认定敲诈勒索罪最基本的一个认知，给出了自己的回应。
任真短暂的怔了片刻，便意识到了翟明的思路。
新城区公诉机关给出的公诉意见，在一审中得到了法院的支持，最终被引用到判决中。
但这并不代表，负责再审公诉职责的翟明，也要完全沿用新城区公诉机关的思路。
现在原审的公诉意见分别被任真一一驳回，翟明果断换了个方向。
并且这个方向，事实上也的确是区分大多数敲诈勒索行为的重要标准。
毕竟假借维权之名，提出不合理索赔的现象层出不穷，总要有一个区分合法维权和敲诈勒索的标准。
不过虽然翟明提出了这个标准，但无论是任真还是审判席上那三位法官，又或者是翟明本人，他们都知道，这基本只是翟明作为一个公诉人，象征性的倔强这么最后一下罢了。
数额的合理性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很重要，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当事人本身的行为和主观上。
时浩这个案子，重点部分都已经讨论完了，怎么认定是法官的事，翟明现在提这么一出，最多也就是让法官在认定相关事实时酌情考量一下了。
“对于公诉人关于时浩索赔数额的意见，我想说的是，在维权中提出的数额是否合理，最终还是要看行为人的索赔是否具有法律依据。
优恩公司与时浩的女儿之间存在侵权关系，这一点是已经查明的，没有争议的事实。”
任真不慌不忙，既然翟明提出来了，那他也刚好可以多补充几句：
“优恩公司作为一家法人单位，具有合法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。
如果说优恩向时浩发出的‘要约邀请’是‘虚假’的，那么就要区分优恩公司在向时浩发出‘要约邀请’时是否向时浩明示过这个事实。
如果优恩公司在发出‘要约邀请’的同时明示该要约邀请是虚假的，那时浩以此向优恩公司的索赔就应当承担相应责任。”
任真的用词非常巧妙，我只说责任，没说是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，到底是什么责任，法官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。
“但若是优恩公司没有向时浩做出‘明示’，假装谈判假戏真做，则其行为完全符合‘民事欺诈’，优恩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。
那么时浩基于此，所提出的索赔虽然数额较大，但实际上具备相应的法律基础。
所以优恩公司要么履行诺言，对自己的‘要约邀请’负责，要么就要对其‘民事欺诈’行为负责，赔偿时浩因其‘民事欺诈’而遭受的损失。
但事实是，优恩公司选择了本不应存在的第三个选项，滥用法律赋予其的民事权利，以民事权利勾引时浩上钩，让时浩处于遭受刑事追诉的境地。
优恩公司的行为，在此时已经超越了民事欺诈的范畴，踏入了刑事犯罪的领域！”
刘林敲了敲法槌：“辩护人，注意你的发言，与公诉人意见无关的就不要再说了。”
又被发现了。
任真心里叹了口气，看来想借着这场庭审把优恩拉下水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
不过他也知道，自己说的这些本来也不应该放在这里讨论，就没有再纠结下去：
“好的，审判长。
总而言之，基于优恩公司发出的‘要约邀请’，时浩提出的索赔并未超出合法维权的范畴。
在意思自治原则的框架之内，双方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、没有违反公序良俗，也没有给第三者造成危害，更没有带来不好的社会影响。
因此单纯的数额较大，不应当被认定为敲诈勒索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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